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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球停止的战争
作者：奥斯汀·梅利尔 （Austin Merril）
原载美国《名利场》杂志 2007年7月10日
原文连接：http://www.vanityfair.com/culture/features/2007/07/ivorycoast200707


编者前言：
　　这是一篇非常长的文章，考虑再三，放弃了英汉对照的方式，只放出译文供大家阅读，其实也正好，毕竟想在这么长的文章里既保持前后连贯又保持与译文严格相同是需要极深的功力的，为了行文通畅我修改了不少句子的说法或顺序，假如有对照可能反而容易引起困惑吧。
　　另一点需要注意的是，这名作者写东西相当罗嗦，有的没的一大串都要说，不过文笔确实优秀。——我要提醒的是，翻译过来文笔就没那么好了，而罗嗦是照旧的，所以，假如看得实在没耐心了，就怪我这个翻译的吧。
　　好了，说了这么多闲话，现在就请开始阅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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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场足球比赛，达成了五年战火纷飞与政治谈判无法做到的事情：为科特迪瓦的内战划上终止符。做到这一切的不是政治家也不是手举铁枪的独裁者，他是迪迪埃·德罗巴，科特迪瓦的当家前锋。



　　终场哨声响起，狂热的球迷们冲进了场地，他们爬上铁丝网、翻过隔离墙、向着大门挤去，他们想要站在那片绿茵场上、离国家队的球员们近一些、再近一些、多看他们一眼、摸一下他们被汗水浸湿的球衣……我突然感到一阵恐惧，这不是我第一次在非洲现场看足球比赛了，我知道这样的情景将有可能以多快的速度变成一场骚乱。我记起了那些关于被压伤的观众与足球流氓们在场外继续报复行动的报道，当然，这并非非洲特色，就在不久前的五月末，在雅典的冠军杯比赛中，警方就被迫使用催泪瓦斯攻击那些骚乱的球迷。思绪回到不断向场内涌动的人潮之中，处于球场边角位置的我急切地想要找一个逃离的出口。


　　约300名士兵奋力地阻挡着想要冲进场内庆祝的人群，科特迪瓦国家队——大象军团们——刚在一场2008年非洲国家杯的预选赛中以5比0击败了马达加斯加，这场胜利本身并不值得惊奇，毕竟许多科特迪瓦队员都在欧洲的职业俱乐部效力，和在他们对面的马达加斯加队比起来，简直就是巨人与凡人的差距。布瓦凯体育场内的两万五千名球迷们在这场比赛中，不遗余力地对每一次传球与射门大声喊叫与欢呼，而每一个进球都会使他们陷入沉醉的疯狂。但事实上，重要的并非是胜利的结果，只要亲临现场就不难感受到，这场比赛的意义早已超出了足球本身：在这一天，这一刻，足球这项运动将一个分裂的国家重新凝聚了起来。

　　几十名士兵挡在迪迪埃·德罗巴的周围，如同一道围墙。这名科特迪瓦队长兼前锋为英超的切尔西队效力，在上个赛季中他以20球的成绩成为英超射手王，并在三月荣获非洲足球先生之名。但在布瓦凯，在这场酣畅淋漓的大胜之后，人们正以比足球更崇高的理由崇拜与赞扬他的名字。士兵们看似挡住了尖叫的球迷们，其实就连他们自己也正被德罗巴的星光所冲击——一些士兵借保护之机与他高举双手击掌庆祝，一些甚至拿出了手机想要近距离拍上几张照片。在体育场中的每一个人、在这片科特迪瓦国土上以数百万计的人民的心中，是迪迪埃·德罗巴结束了这个国家的内战。

　　在将近五年的时间里，科特迪瓦被分裂成了两块：被反对派掌握的北部，和忠于政府的南部。在三月份回国的一次旅行中，德罗巴提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震惊的建议：把对马达加斯加的比赛，安排在布瓦凯、反对派的首都进行！在那一天，依靠武力与谈判无法调和彼此分歧的北部与南部，将放下手中的武器，为一场足球比赛聚集一堂，而早已是国际巨星的德罗巴，此时此刻在科特迪瓦人的眼中，则已不啻于一名神祉。

　　“当我在电视上看见德罗巴的提议时，我激动得浑身起了鸡皮疙瘩。”克里斯多弗·迪克特，科特迪瓦足协的一名官员说道，“我的妻子马上哭了起来，电视中的人群也潸然泪下，我们科特迪瓦人病了，战争就像是一颗毒瘤，我们却无力将它拔除，没有任何人能做到这一点……只有德罗巴，是他把我们从战争的病痛中拯救了出来。”

　　在场的士兵们——他们属于反对派的军队——急急地将德罗巴与他的队友们护送离场，并指引欢呼着的庞大人群们走向出口。而在看台上，两百名属于政府的军队静静注释着这一幕，他们被邀请来到现场，以象征国家的重新团结，而这一整天，他们都与身边支持反对派的人群们一齐高歌欢唱。自从战争开始以来，这是第一次有政府方的军队出现在反对派的首都，这是在近五年来中第一次，分裂的双方能在毫无敌意的场合下面对彼此而立。

　　“当我走进球场，担忧与希望的情绪同时而生。”迪克特说，“我们已见过太多死亡——我的兄弟就失去了他的整个家庭。我们知道是时候把分歧抛诸脑后了，五年内战的时间在非洲这个大环境下或许算不上漫长，但没有一场战争能轻到让人们可以承受。在人生中我们有时会跌倒，德罗巴和他的大象军团帮助我们重新站了起来，而从今往后，我们再也不会犯下相同的错误了。”

　　我也期盼他的话能够成真，但在我心中的忧惧仍然凝重。在1995年时我以和平部队（美国组织，征召志愿者前往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支持）志愿者的身份来到科特迪瓦，居住在布瓦凯西北部的一个小村庄中，如今这片土地都已归反对派控制。我在那儿住了两年，学习法语、在当地建造厕所、无数次向当地宣传保证饮用水清洁的重要性，对于当时在利比里亚、西拉里昂与其他西非国家喧嚣尘上的国内纠纷与战争充耳不闻，而同一时期，经济衰退使得科特迪瓦国内的局势同样紧张起来，在1999年的圣诞夜，我离开的两年半之后，这片土地遭受了建国以来的第一次政变。

　　动荡不安成为了这个国家的一切。2002年9月出现了另一次政变，虽然政变本身并未成功，却让整个国家陷入了内战。我以美联社记者的身份重访科特迪瓦，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报道有关冲突的新闻，在2003年12月我离开了美联社回到纽约，但我仍然不时前往科特迪瓦写下纷争的记录，目睹这个国家走上其他非洲同胞们的老路：枪炮指挥着国家。没有人具体统计过战争带来了多少伤亡，但死亡人数肯定远远超过数千。我曾报道过惨烈的屠杀、访问过贪污的政治家、更曾无数次被手持长刀与AK-47的军队们堵截在街头巷尾，我认识的一位法国同僚则在2003年被一名政府警卫官员直接枪击头部身亡。

　　印象中在和平部队期间那个宁静的科特迪瓦早已随我的记忆远去了，然而德罗巴力图改变这一切。最初是在2006年世界杯前，在大象军团力压对手爬上预选赛小组第一的过程中，德罗巴带领他的队友们在每一场比赛之后都下跪祈祷，为患难的祖国请求和平。当球队在2005年的10月正式获得决赛圈资格时，引发了长达数日的欢庆与大街上的狂舞。政府方治下的经济中心与全国最大城市阿比让的居民们通过电话向反对派领地的酒吧订购啤酒，为在那里出不起酒钱的人们买单。国家队的球员们来自科特迪瓦的每个角落，他们的团结精神被国民们当作是分裂双方应如何化解纠纷、共同携手的榜样而受到欢迎。

　　德罗巴，这名充满领袖气质的国家队队长成为了一个标志。年轻的科特迪瓦人们模仿他的穿着、无袖T恤与发胶风靡全国；女性们为他充满古典气息的硬派长相所倾倒——宽厚的肩膀、高昂的颧骨、斩钉截铁的下颚；音乐家们为他创作歌曲，而街旁道边的广告牌上则呼吁着人们尽情显示出他们身上的Drogbacité（cité是法语中的一种名词构词法，相当于英语中的ness）——被称作“德罗巴曲”与“德罗巴舞”；一种当地产的一升装黑啤，由于瓶子有如这名球星的身材一般高大挺拔而被直接称为“德罗巴”；更为甚者，无论何时，只要有切尔西队的比赛，科特迪瓦的人们就会停下手边的工作，一起观看他们才华横溢的前锋通过电视屏幕在赛场上挥洒自如。

　　我在对马达加斯加比赛的前几天到达了阿比让，下榻在城镇东侧艾伯里湖边的Golf旅馆，德罗巴和他的队友们也正逗留此地，他们慷慨地在大厅中为球迷们摆姿势拍照、签名，从不让任何一名支持者失望。第一天早上我前去观看队伍的训练，一些当地记者也在场，当得知有一名《名利场》的记者专程从纽约飞来观看这场比赛时，他们纷纷递上话筒、举起摄象机，当晚有关我的消息登上了电视台。

　　总理纪尧姆·索罗向我提出用他的私人飞机载我前去布瓦凯观战，我是在和平部队期间、内战刚刚开始的时候认识索罗的，他就是在那时成为了反对派的领袖。今年早些时候，就在德罗巴当选非洲足球先生之时，索罗与总统劳伦·巴博签署了一份和平协定，此前数年间，这个国家已经见证了太多如同一纸空文的和平条约——但这份指名索罗就任总理的协定，应该会有所不同。

　　但是，阴云仍然密布。在阿比让与布瓦凯干道间运送货物的货车们仍然需要向政府和反对派的关卡们支付不菲的贿赂，反对派武装的士兵们仍然紧握着手中的枪械在北部警戒巡逻。即使索罗已成为这个国家的新总理，他作为反对派总书记的身份仍然未变。（就在我与索罗共同飞往布瓦凯的四周之后，6月29日他的坐机在布瓦凯机场降落时遭到了火箭的袭击，总理幸存，但至少有三名同行者在袭击中死亡，媒体猜测袭击是由反对派内部不满索罗进入巴博总统的政府机构的激进派系策划的。）

　　登上索罗Gulfstream III式飞机的有十人，当飞机升至巡航高度时，他把我叫去小谈了一会儿。位高权重的索罗虽已有了将军肚、脸形也已发胖，却掩盖不住他正值35岁的年青容貌。但他的眼中却有着远超其年龄的冷漠与淡然，政治生涯早将他的言辞浸润得巧妙圆滑。

　　“这场比赛将在所谓‘反叛军’的首都举行这一事实象征着科特迪瓦人重新找到了一条通往和平的道路。”索罗坐在他那巨大的白色皮椅上，对我说，“而这场比赛在一名前反对派领袖成为科特迪瓦政府行政机构中第二把交椅的时刻进行，也足以说明它的意义非同小可。”



　　谈到德罗巴，“他是整个民族与国家的英雄，”索罗说，“从北到南，自西至东，每个科特迪瓦人都为他而骄傲，我甚至想说整个非洲都可以为他骄傲。因为德罗巴来到布瓦凯为人民带来和平的希望，这场比赛才会这里举行。”

　　在布瓦凯机场总理接受了反对派军乐队与护卫队的列队欢迎，他随后会见了反对派中的重要将领与官员讨论比赛的准备方案。我入住了Ran旅馆，这家旅馆曾因战争而被迫关闭、大多数场所被洗劫一空，但如今已经恢复了营业。入口通道上堆着水泥砖、搬运工们打开层层包装为接待处安置新的沙发和桌子、电工们则忙着在大厅安装崭新的独立空调，服务员努力擦拭着前台、把饮料与啤酒排放进冰箱。休息室的一块标识牌写着：从现在起，在酒吧中禁止不喝饮料而占座。

　　我呢，则去看了看政府为这场比赛花了超过七百万美圆翻新的体育场。反对派的军队正在进行他们的常规安全操练，我沿途得以一览翻修一新的VIP休息室与衣帽间，在新装空调的作用下传来习习凉风。在前几个星期才翻新过的草坪上，有一个人推着汽动除草机慢慢行走，这个孤独的人刚完成他的工作天色就暗了下来，随之而来的是一场浩大的暴风雨。

　　走上看台，我遇见了克莱门·维格，一名45岁的前粉刷匠。他坐在一堆座椅建材上，每天把这些东西拼成椅子他能赚三美金，“这是我从内战开始以来得到的第一份真正的工作。”他告诉我，冲突的升级迫使他的妻子与两个儿子逃到了靠近加纳边境的一个小镇，“我只能偶尔见见他们，差不多每年一次吧。”

　　我转头往向被暴雨侵袭着的场地，狂风与雨水打翻了许多设备、更把墙上的横幅撕了个干净。“别担心，”维格似乎没有察觉打在脸上的雨水，他把一个椅垫放在椅架上拧紧，微笑着说，“雨会停的，明天会出太阳，德罗巴会上场，而因为他，我们的国家会再次统一。”


　　他说的没错，第二天当我站在停机坪上看着球队的飞机缓缓停下时，正是艳阳高照。球员们登上两部大巴，而在前往体育场五英里的路上，喧闹的游行队伍一直紧紧跟随，有坐在卡车与轿车车顶上的、有骑着摩托车和助动车的、还有在路边的草地上飞驰奔跑的，他们唱歌、尖叫、吹着哨子、挥舞着科特迪瓦的国旗。德罗巴坐在第二辆巴士左后侧的座位上，微笑地看着那些坐在小客车顶上、伸出手来想要触摸他座位边窗的支持者们，整个车流与人流以每小时三十英里的速度前行着。反对派的军队试图控制这有点混乱的局势，从代号“豹”“蟒”的两个旅队中抽调出士兵们四人一排行进在大巴的两侧。当我们靠近体育场时我对开车的司机说，这一路上没发生事故真可算得上是个奇迹，而就在这时排在我们前头的一辆迷彩车上摔下来一名士兵，他狼狈地穿过路面，滚动时身上挂着的枪碰到地面发出连续的响声，我们猛打方向盘避过了他，这时又有一个士兵掉了下来，我们只好再刹车、转弯、避开，这才顺利地开进了停车场。

　　反对派的保镖们护送索罗总理进入了球场，但向他敬礼的却是共和护卫队——政府军中专门负责管理总统所参加仪式的支部，总统此时则正在利比亚议事。比赛开始前，德罗巴在场地中央将一双刻有索罗名字、赛事、时间以及和平祝愿语句的特制足球鞋交送给了总理。当科特迪瓦国歌响起时，在场的人群高声齐唱，德罗巴闭着双眼、右手按在自己的心口，站在他身边的守门员唱着唱着，早已热泪盈眶。

　　我仍然记得自己年幼时曾惊叹于世界杯上迭戈·马拉多纳的神乎其技和球员球迷们所表现出的癫狂热情，但直到我在和平部队进驻的村庄中见到当地孩童们踢球的时候——他们光着脚、奔跑在没有草的土地上、踢着任何能滚甚至只要能弹得起来的东西——我才真正开始明白这项运动和它的影响。当我站在布瓦凯场边的角落看着萨洛门·卡卢在18分钟用头顶进一次完美的传中、打进本场比赛的第一个进球时，我也激动得无法自已，同身边的人群一起欢呼起来。21岁的卡卢来自南部一个忠于政府的城镇，我在村里看到踢球的那些孩子们，现在也应该有卡卢那么大了吧？想起那些孩子们，恍惚间有那么一刹那，我觉得战争似乎真的已经结束了。

　　在比赛快要结束的时候，德罗巴打进了第五个也是最后一个进球，整个球场顿时淹没在了欢庆的海洋中，好几个球迷翻过了在他附近的铁丝网，在被保安人员抓住之前沿着边线来回奔跑。在比赛结束、德罗巴和队友们被护送下场后，我爬上看台等待人群散去。我遇见了乔菲利·贝雷，科特迪瓦体育部的发言人，他倚着栏杆静静观望。“我们这些搞政治的，进着最好的大学、被称为是知识分子，理所当然应该成为国家的领导团队，”他说，“可当我们面临着恢复和平的任务时，我们失败了。最终让我们走到一起的是一群足球运动员。迪迪埃·德罗巴出生平凡，如今他却成为了闻名世界的球星、成了我们的英雄，他为祖国做出了多么大的贡献啊！”

　　贝雷还说，马达加斯加也值得称赞：“他们完全可以拒绝来这里比赛，但他们告诉我们说，‘我们是你们的兄弟，我们愿意帮助你们统一分裂的国家。’……这不仅仅是一场比赛，当我看到政府方的军队在布瓦凯向总理致军礼时，我也落了泪。”

　　第二天我回到了阿比让，这个国家的主流报刊的首页写着大大的标题：《五个进球，抹消五年内战》。另一份刊物宣称，“德罗巴让布瓦凯获得新生”。一些球员仍在Golf旅馆附近活动，但大多数人已经结了帐、与家人亲友们团聚。德罗巴呢，他有几天可以休息一下，然后前去参加一个为他准备的庆典，地点将在吉贝罗阿，一个距阿比让西北约185英里外、离他父亲村庄很近的小镇。德罗巴从未在那儿住过，他出生在阿比让并在很小时就搬去欧洲和叔叔一块儿住了，甚至还曾整整15年没有到过那里。
　　

　　在庆典当天早晨刚过九点时，德罗巴驾驶着他那辆深蓝色的保时捷Cayenne SUV来到了Golf旅馆的门前。当时我有些担心找不到机会和他一叙，因为我回纽约的航班就在那晚了。我跟着他走过长廊并试图引起他的注意，但他一直忙着打电话，于是我跑回大厅让司机把车停在他的保时捷后随时准备发动。当德罗巴回到自己车前时他的电话还没打完，我干脆一拉他车后座的门把手——门开着，我就坐了进去——既然没被一脚踹出去，说明我的计划还是成功了的。

　　德罗巴进了车，开动引擎，随后开始加速。他穿着条水磨牛仔裤，上身是白衬衫，戴着太阳眼镜、脑袋上倒扣着一顶黑色棒球帽，帽舌上是水钻镶出的一个骷髅与一行“Love Kills Slowly”的字样，行车途中他大半时间仍打着电话。阿比让的交通很拥堵，有好几次我们停下车时，有小孩子们敲打车窗乞讨或请求我们买下绵纸或报纸，当他们朝车里望见到德罗巴时，他们的眼睛都睁得大大的、蹦蹦跳跳地呼喊招呼着附近的朋友们，这时德罗巴会向他们挥手致意，然后才踩下油门挤进新的车流中、挑战堵塞的交通。
（应该就是这样的帽子）

　　我们是向机场去的，巴博总统原本提议让他的直升飞机载我们去村庄，但就在那个周末，一架跟随多哥足球队的直升飞机在西拉里昂附近失事，大多由官员构成的22名乘客无一生还。得知这一消息德罗巴自然拒绝了这个提案，我们将转而乘坐总统的喷气飞机。



　　我们驶进机场的VIP终点站，穿过休息室、踏上停机坪，十来个士兵与保安人员跟着我们，大多是为了沿途能给德罗巴拍张照或和他握个手，飞行员和乘务员们也纷纷步下阶梯来迎接他。我避过人群，直接登上飞机，不到五分钟飞机便开动了。这架Fokker 100喷气机大约有60个座位，乘客算上我只有七人，德罗巴坐在总统套间，而剩下的大多数在他身后的二等间，后面的45个座位则空空如也。

　　开车需要四个多小时的行程最后只飞了40分钟，我们来到了达洛亚，在科特迪瓦西部以可可与咖啡闻名的达洛亚省的首府。一个总统级的护卫队等着我们——两架摩托，一部军用卡车，两部梅塞德斯Sedan和一部梅塞德斯SUV。德罗巴坐进了SUV而我坐在一部Sedan轿车里，这辆车有着黑色的流线造型和浅暗的玻璃窗，而我旁边的座位上叠着一大堆寄给总统的、敲着“个人机密”字样的信件。

　　我们花了一个小时开完了前往吉贝罗阿的65英里路程，就在镇外，好几百人堵在路上、围着我们的车辆呼喊着德罗巴的名字，对于接下来的庆典来说，这只能算个小小序幕呢。在接下来的四个小时里，德罗巴一直被团团围住、人们赞颂着他的名字、唱着赞歌，不时有礼物送到他身边，喝彩声连连不断。有一位妇女在和他握手后，上气不接下气地跑到我面前，宣称自己刚刚见到了上帝。几乎每一个我见到的人都对我说自己是德罗巴的家人或远亲。

　　日落后不久我们回到了飞机上，当飞机再次冲破云霄时，德罗巴挥挥手让我到他的座位那儿去，我们简短地谈了谈庆典，但话题很快就转移到了战争和在布瓦凯的比赛上。“这是我一生中所遇到的最美妙的事情，”他说，“能看到大家仅仅为了一场比赛就团结起来，这远远超出了足球本身。这表明足球、或者说体育运动、有一种能让人们彼此携手的力量，或许也只有体育能做到这一点。”

　　他继续说道：“我们，大象军团，我们只是在尽自己身为足球运动员与科特迪瓦人的责任和义务。我们希望同胞们能同我们一起梦想，并见证它的实现——让和平重归科特迪瓦。最感动的莫过于演奏国歌了，整个球场，包括这么长时间以来第一次面对面走到一起的势力双方，都在高声歌唱。这是我这几个星期来最高兴的时刻。”

　　他说最后终于打进一球时心中轻松了不少。“但我们的目标只是赢得比赛，并给布瓦凯和整个科特迪瓦的人民带来快乐。”他说着，“现在我们已经走在通往和平的道路上，这才是最重要的。而我们也想告诉所有的科特迪瓦人、尤其是年轻人们，假如能在这条路上坚持走下去，将给所有人带来一个更美好的明天。”

　　德罗巴给我点了份汽水和三明治，他看上去很疲倦了，我感谢他接受了我的采访和带我来回飞行，祝贺了他为祖国统一做出的努力，便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七点后不久我们回到了阿比让，我的司机马上把我带到了主飞机场：我得登上那班法国航空的飞机回纽约了。安检并不紧张——另一个说明这个国家的战乱伤痕可能真要痊愈的迹象。之前早些时候，我曾和机场的一名警察长聊天，多年来我不得不屡屡付给他好处费来保证不在进出这个国家进行报道时被他的同事们所烦扰。

　　他问我在布瓦凯过得怎么样。“难以置信的景观，”我回答，“他们都说内战真的结束了。”

　　“是啊，”他说，“大家都这么说呢。”

还有一些没有独立成篇意义的 不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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